在布拉格阴郁的晨雾中，一位消瘦的保险员将未完成的手稿锁进抽屉。弗兰茨·卡夫卡遇见舞蹈演员多拉·迪亚曼特的那年，肺结核正在啃噬他的肺叶，而她的裙摆正掀起新艺术的旋风。当打字机键盘卡住最后一个字母，他发现自己竟开始期待每周三的希伯来语课——多拉纤细的手指划过古老经卷时，墨香会暂时盖过消毒水的气味。
柏林郊外的疗养院里，苹果酱在瓷碟上凝结成琥珀色。多拉把偷藏的手稿塞进嫁妆箱底层，那些被医生禁止写作的深夜，她替他用身体丈量《城堡》里永远走不到的台阶。犹太女孩的围裙口袋装着两种药：止咳糖浆和违禁的钢笔。当纳粹冲锋队靴声临近时，她烧掉了所有信件，唯独留下七页《饥饿艺术家》的残稿，纸角还沾着1924年春天的樱桃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