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代的伦敦东区，刺骨的寒风中夹杂着新生儿的啼哭。年轻护士珍妮·特纳抱着医疗包匆匆穿过贫民窟的窄巷，砖墙上还残留着战争时期的弹痕。这里没有现代化的产房，只有拥挤的合租屋和煤油灯下沾血的被单。当她第三次目睹十六岁少女在厨房地板上分娩时，修女朱利安默默递来一条用沸水煮过的毛巾。
助产士们的自行车铃铛声是社区里最令人安心的声响。从酗酒的水手妻子到吉普赛营地里的孕妇，非勒戴护士总会用她装满器械的棕色皮包创造奇迹。而米兰达那双能徒手接下早产儿的大手，总在危急时刻稳如磐石。在青霉素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她们用煮沸的剪刀和祈祷对抗产褥热，用粗布襁褓裹住战后的希望。
洗衣房蒸汽氤氲的午后，姑娘们围着搪瓷盆清洗带血的床单。阁楼里传来修女们晚祷的拉丁文诵经声，与楼下婴儿的哭喊奇妙地交融。当珍妮在登记簿上写下今日第七个新生儿的名字时，煤油灯突然爆出个灯花——就像这些在苦难中依然闪耀的生命。